作为中国知名的经济学家之一，姚洋发表过不少犀利的经济观点，但最近一次出圈是他关于京沪城市间对比的言论，引发不少讨论。
今年7月，姚洋离开生活了40多年的北京，来到上海，在上海财经大学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担任院长。
在他看来，北京城太庞大、太宏伟，北方人也不如南方人擅长理性思考，空有“大老爷们范儿”。到上海或者说到南方，是姚洋一直以来的愿望，他称之为一代人的“南方崇拜”。
上海的夏天是台风的季节，在一场刚刚过境的风雨里，《财经》独家专访姚洋，谈论他即将在此开启的学术研究计划，以及他对于反内卷、促消费等经济议题的看法。
在他的治学理念里，大学不能只看发表文章，更要关注现实问题。当前他最关注的现实问题是，2017年去杠杆之后资本市场的重建，如何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，让大规模的资金从银行系统流向创投领域。创投是市场该做的事，不应该让政府去完成。
“经济上行时，没有人说内卷”，姚洋认为，反内卷不能仅靠行政手段，核心仍是提振需求。
如何提振需求？防止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姚洋认为，与其用国补等形式补贴个人消费，不如投入房地产和政府支出，二者的需求占国内总需求的比例大约是50%，对需求的拉动更事倍功半。
谈上海：一代人的“南方崇拜”《财经》：您最近发布了一个视频，讲自己为什么开始沪漂，以及北京与上海之间的文化差异。这个视频反响很大，有很多共鸣，也有一些争议，您怎么看？
姚洋：我和我太太一直想到南方生活。
我成长在西安，那时住在西郊，属于西电公司。这是“一五”期间建设的厂子，人员来自全国各地，其中南方也有很多，有几个厂子直接从上海迁过去。
西电公司在西安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是与西安并没有太多联系，我们也从不认为西安是自己的家乡。因为那个时候的国营大厂就是一个小社会，内部生老病死全包。举一个例子，我儿子的接生医生也是为我接生的医生，几十年来都是如此。
在工厂区，似乎大家都有一个想法：去南方。我们那时候考大学，比较少人选择北京的大学，很多人都是向南走，比如我太太考大学时的分数可以上清华北大，但是她选择去浙江大学。后来西电公司重组后的总部也搬到了上海。
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“南方崇拜”，至少在我们的小气候里面如此，大家都认为南方相对发达、相对先进。我和我太太早就说好什么时候再到南方去，等到她退休了，我们就动身了。
《财经》：南方是一个地域广大的概念，深圳、广州、杭州、上海等大城市中，为什么选择了上海？
姚洋：有一些偶然性。去年10月，我在一个会议上见到上财一位领导，他询问我现在在哪里，我回答我经常在杭州陪伴我太太，他说既然想到南方，你干脆到上海来，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刚刚创办，需要一个新院长。
我回去与太太沟通之后，我们都觉得不错，很快就决定了，去上海。
《财经》：您加入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担任院长，研究重点与以前在北大时有何不同？
姚洋：说来也巧，过去一段时间，我有一部分研究是从事金融与政治经济学的交叉。研究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是我的专长，而中国的金融很大程度上受政府管控的影响，政治经济学和金融结合起来，会研究出新的东西。
前两天我们有一篇文章被管理学顶刊《Management Science》接收，研究的是政府采购对企业运作的影响。我的一位博士生收集了大量政府采购数据，我们研究发现，2017年-2018年的政府去杠杆，不仅让自身支出减少，还影响了获得政府采购的企业运作。在2018年-2019年的A股市场，有一些依靠政府采购的民企受到影响，现金流无法流转，最终企业只能倒闭或者被收购。
一般学界认为，政府支出有挤出效应，即政府支出多了，民营企业的支出就少了。但是也要看到另一面，即政府支出多了，会带动下游企业的发展，也就是挤入效应。我们这篇文章并非只关注政府支出的挤入效应，而是关注政府支出急剧下降所造成的影响，导致相关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现金流、融资和经营绩效下降，去杠杆政策由于供应链传导产生非预期后果，加剧信贷资源配置的扭曲，因此我们称之为“逆向挤入效应”。
我与一位博士生还进行了另外一项有趣的研究，即地铁站对民营企业融资的影响。如果一个地方修建了地铁站，方圆1.5公里范围内的土地价格和房产价格都会上升，因此相关企业的融资变得更加容易。
在中国，地方政府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，是一个放大器。当经济扩张时，由于挤入效应，它会带动整个产业的扩张；如果去杠杆，地方政府的支出收缩，整个经济就会超常规收缩。我们的研究希望揭示宏观现象的微观基础。
谈大学：不能只看文章发表，要关注现实问题《财经》：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的体制独特，由临港新片区管委会、上海财经大学和临港集团三方共建。您怎么理解滴高金的使命？
姚洋：滴高金是上财和临港政府合办的项目，我们肩负着服务于临港的责任，也肩负着总书记要求的中国离岸经济实验场的任务。
我认为滴高金的定位是立足临港、胸怀中国、放眼世界，或者说要做到“顶天立地”，立足于临港的土地，思考的是国家金融开放这件大事。
比如最近我们在研究稳定币。中国香港已经发行以港币为底层资产的稳定币，中国是否应该发行以人民币为底层资产的稳定币？临港要发展离岸经济，是否可以以临港为基地，发行一个离岸稳定币？在不违反资本管制的情况下，人民币不出国，是否存在把稳定币发到国外的可能性？如果存在这种可能性，那么我们可能找到了一条人民币国际化的新途径。
这件事意义重大，不仅是临港的事情，而是全国的事情。我们可以放开想象，或许还不到时候，但是进行一些超前研究非常有意义。
《财经》：上海已经有两家高级金融学院了，上海交通大学有上海高级金融学院，复旦大学有国际金融学院，上海财经大学要做第三家，滴高金如何找到差异化定位？
姚洋：滴高金的定位核心就是顶天立地，特别是立地，做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学问。
现在大学里面的学科分门别类，领域越来越细，在这个体制内，发表是唯一标准，老师被绑上发表文章的“战车”，一定程度是为了发表而发表，尤其对于青年教师而言，不发表就必须离开，挫败感非常严重。不少青年教师不熟悉现实经济与社会如何运作，而且对现实感觉漠然。
大学重视发表，但发表的文章到底解决了哪些现实问题？揭示了现实中哪些规律性因素？久而久之，我们的学校将与整个社会脱节。
在滴高金，我们要建立一个机制，比如让年轻教师拿出一年时间去挂职，比如人民大学、浙江大学就在这么做，给青年教师一个机会去了解现实和政府运行，从现实问题出发，寻找解决方案、产生新的灵感。
我们还会通过其他手段提升年轻老师对现实的关注，滴高金也有自己的智库，让老师们写政策报告，让研究更具价值。
谈金融：核心症结是打通银行和创投系统《财经》：您提出要做“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学问”，当下最需要关注的现实问题是什么？
姚洋：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领域。我只谈论金融。目前我认为中国金融最大的问题是要重建资本市场，2017年-2018年去杠杆之后，资本市场正处于等待被重构的阶段。
2012年到2018年，金融业尤其是VC非常繁荣。很多创业者用PPT就能要来资金，海淀中关村一条街变成了咖啡一条街、融资一条街。虽然其中骗子和胡思乱想的人很多，但是他们出了许多好主意。
大家可能已经忘记，2018年以前，全世界讨论的不是美国的科技七姐妹，而是中国的BAT。当时中国的互联网行业领先美国，我们的独角兽企业数量也超过美国，重要原因就是资本市场非常发达。
当然，泥沙俱下，蛀虫较多，确实存在类似明天控股的肖建华这样的人，这样会带来很多风险，这也是为什么中央要进行去杠杆。
大方向是没错的，但是方法有待商榷。直接融资占全部融资的比例最高峰时达到30%多，去杠杆两年时间，2019年锐减到不到10%。
VC募资的规模不是说腰斩，而是“膝盖斩”，2018年时我们的VC募资占美国市场的90%，最低时只占美国市场的30%。
不少美元VC离开了。虽然美元VC的占比一直不高，但是他们起到领头示范作用，因为美国拥有非常成熟的资本市场，他们愿意投早、投小，等待十年都没问题，而国内多是跟投。我们现在总是强调投资要投早、投小，做耐心资本，但这还需要更长时间培养。
这几年市场逐渐恢复，但资管新规从2018年发布到现在七年了，应该认真反思了。我们不是要再回到以前，而是在加强监管的同时，应该让大规模的资金流向创投。
比如以前创投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于银行理财，但资管新规提出，银行理财要求股权穿透，这显然违背了金融规律，金融就是要将不同风险的项目融合到一起，而不是一个一个拿出来，最后只能导致钱流向安全的项目。这导致银行的资金淤积了很多，企业的融资渠道也基本被堵死了。
目前银行出现了一个天下奇观，给认定优质客户的贷款利率是倒挂的，比存款利率还低。
通过七年去杠杆，我们的防控风险能力逐渐增强，现在应该重新考虑如何打通银行系统和资本市场。这不仅涉及到金融问题，也涉及到内卷问题。银行淤下了那么多钱，将资金投向传统行业和已经定型的行业，这样就产生了内卷。
如果我们能够让钱合法合规、风险可控地从银行流入VC系统，通过资本市场将这些资金投向创新领域，这将产生巨大的收益，也可以避免内卷。我认为这是中国当前金融领域最重要的事项，需要仔细研究。
《财经》：要打通堵点，您有什么建议？
姚洋：我不知道解决方案在哪里，但有一个重要的趋势要克制。
目前地方政府的引导基金成了创投基金主要的资金来源，但地方政府很难投早、投小，这样会亏损，亏损就要导致问责处理。地方政府还会和企业家签订对赌协议，要求企业家必须还钱，且保证收益，这种严格的机制限制了创新资本的流入。
我有一位博士生在撰写博士论文，我们查看数据后发现，整体投资趋势并非投早、投小，而是投晚、投大。
创投是市场所该做的事，不应该让政府去完成。
《财经》：地方政府扎堆投资的问题已经引发高层关注，7月高层罕见批评了地方政府大量投资新能源汽车、人工智能这些重复的项目。
姚洋：地方政府都知道内卷是不对的，然而大家都需要税收和GDP。这是一个囚徒困境，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关系是，如果你不去抢，别人马上就会抢走，所以谁都不能不抢，我们所面临的浪费性竞争就是如此。
要从制度上解决内卷的问题，仅靠行政手段是不行的，关键还是需求疲软。这需要我们动真格，真正采取一些改革措施。
就拿内卷很严重的光伏行业来说，市场集中度很高，前10的厂家销售额占全国的80%左右，有人认为我只需要管好这10家企业，让他们不能内卷就够了。
但首先，如果要求这10家企业限产限价，这可能本身就违反了反垄断法；其次，即使真的这样做，剩下的百分之十几的企业，也只会尽快生产，尽快抢占市场份额。
在经济上行的时候，没有人提出过内卷。大家都高兴地生产，不去想内卷。所以政府首先要做的工作是增加国内需求。
谈消费：不能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《财经》：提振内需是近几年经济工作的主线议题。您之前公开批评过，今年消费品“以旧换新”等促消费政策效果不及预期，内需难以拉动。
姚洋：因为消费并非由于补贴所导致。
我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刚搬到上海，要去宜家购买家具。结账时工作人员告诉我们，有的商品有国补，有的没有，各种规定非常繁琐。我购买了不少杂七杂八的东西，结账时处理了20多分钟，虽然临时得知有补贴很高兴，但是后面等待的顾客很生气。
我们购买那些产品，是因为有国补吗，显然不是，因为我必须要购买。
从房地产的角度来看，首先像北京、上海这样的一线城市还有很多人没有住房，年轻人的居住环境还有提升空间，住房需求仍然存在；如果人们买了房子，自然就需要装修，就产生消费，一二线城市的装修没有30万元很难下得来。
现在消费低，不是因为老百姓的收入增长变慢了，而是对未来信心不足。过去几年我国居民储蓄仍显著增加，2024年我国住户存款增加了14.26万亿元，所以不能说老百姓没钱，而是有钱也不消费，喜欢存起来。一旦经济回暖，老百姓的信心增强，消费自然而然就回暖了。
现在的补贴政策有点像捡了芝麻丢了西瓜，这样很累。房地产占国内需求的比重大约是15%，地方政府需求占总需求的比例大约是35%，地方政府如果不花钱，需求就上不去，两者加起来占50%，我认为没有必要关注个人消费，更应该去捡这两个西瓜。
《财经》：要捡这两个西瓜，具体应该怎么做？
姚洋：今年下半年开始，应该连续三年每年发行4万亿的特别国债，为地方政府财政纾困，基本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，让地方政府轻装上阵。
两会已经提到专项债，专项债可以用于地方政府三保，但据我了解，目前数量不足，而且有许多条条框框，应该继续扩大规模，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赤字问题。
关于房地产，需要中央直接下场收购存量房。中国有中储粮，可以再建立一个中储房的体系，政府收购房屋作为保障房，形成一个长效的金融机制。保障房是不赚钱的公益目标，需要用公共的手段去实施。
比如法拍房，去年的数量是75万套，今年估计超过100万套，即使法拍房价格是市场价的一半，实际成交并不高，大量房屋砸在银行手里，而且拉低了整个市场的价格，也有不少原房主失去住所。
我认为这个问题需要重视，应该成立中储房，先收下这100万套房子，解决银行的积压，让住户交房租、不用搬出去，稳住生计。尽快解决这件事情，这样社会就稳定了，而且稳定了房价。这件事情应该中央来做，不应该期待地方政府去做。
本文来源：财经杂志，原文标题：《专访姚洋：建议成立中储房，先收下100万套房子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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